古老的《山海經》中，曾有過這樣的記載“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晉代訓詁學家郭璞釋為：“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也。”郭璞所提及的東甌，在山海交接之處，正是如今以海外經商聞名的溫州。

　　曾經的溫州，從東甌，到永寧，再到永嘉。時至今日，幾度更名，卻始終逃不開和海洋相糾纏的命運。漁獵和耕作，是這方土地上的先人最初的謀生之道；千百年來，隨著航運的發展，溫州憑借其港口位置，自然而然地與商貿、移民有了扯不斷的關系。

　　1992年，剛滿23歲的葉先敏（化名）經歷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長途飛機旅行，從上海到巴黎，過了海關，再搭上由專人安排的汽車到布魯塞爾。在布魯塞爾小住了幾日之后，聽說要有警察來搜查非法居留的“黑戶”，便急忙和幾個老鄉“會和”搭車前往鹿特丹，最后坐車到德國，在專人安排下直奔難民接收點。與當今“說走就走”的年輕人不同，這場歐洲之旅對于當年的葉先敏來說，可謂“驚心動魄”。沒有景點參觀，沒有拍照留念，沒有shopping娛樂，有的只是反反復復的輾轉取道，小心翼翼的撒謊掩飾，疲憊不堪的東躲西藏。23歲的他，在對前途幾乎是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帶著一本貼著假旅行簽證的護照，踏上了這趟他用5萬人民幣全家積蓄和25萬人民幣債務換來的異國之旅。

　　自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施行以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民營經濟逐漸活躍，人口流動的限制逐漸放開——盡管戶籍制度仍然在社會福利等方面限制著國人，但國境內的自由遷徙務工，乃至跨國境求學就業，已不再是天方夜譚。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諸如浙江、福建、廣東，不但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實現了城鄉二元化工業發展 ，通過廉價的勞動力和港口地理優勢，結合加工制造業需求，發展出了“一鎮一品”的經典模式，實現了產業聚集化和專業化。在溫州，歷史上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農業環境，使得這塊土地長期處于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狀況。人口流動政策的松動，為溫州人，尤其是溫州市區之外的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提供了機會。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邁進，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溫州人民先后隨著國內的進城務工潮，南下廣州，北上京城，尋找著屬于自己的致富機會。葉先敏正是這浩浩蕩蕩追尋財富大軍中的一員。

　　由于建國后浙江省西南部教育資源和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后，當時很多溫州人平均教育水平在小學至初中階段，家中有四個兄弟姐妹的葉先敏也沒有例外。在初二便輟了學的他，早早和許多同鄉人一樣，“在江湖上摸爬滾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早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在家種地又賺不了幾個錢，還不如出去試試運氣。”于是，15歲的葉先敏背著幾罐母親腌的咸菜，和同鄉伙伴窩在綠皮火車的座位底下睡覺，北上沈陽打零工給人刻石雕；19歲南下廣州，在擁擠的批發市場討價還價買進一批批箱包再到其他城市的火車站附近擺地攤賣貨；22歲的時候眼見著身邊的許多親戚朋友一個個出了國。“那個時候人人都說，只要出了國，只要洗一個月碗就能賺上‘當官’好幾年的錢！”如今已“知天命”的葉先敏提起這段往事，臉上仍帶著激動和自豪的神情。當年的他，通過一位在德國打工的親戚“牽線”，聯系到了專門“幫忙安排”出國務工的謝某。謝某自稱業務經驗豐富，與其他安排出國的人不同，他從不讓客戶冒險非法穿越國境。“坐飛機‘出去’，一切都會安排得舒服妥當，可以先付10萬訂金，到目的地后再另付剩下20萬。”葉先敏和家人一合計，咬咬牙，拿出了多年積蓄，又東奔西走和親戚朋友湊出了剩下的錢。很快地，十個月后，謝某通知他準備動身。“誰知道呢，一走就是快三十年！”葉先敏感慨道。

　　改革開放之后國外童裝批發網站推薦，第一批走出國門的溫州人以勞務輸出居多，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首先抵達諸如西班牙、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新溫州移民，與在國民時期遷居臺灣，后定居歐洲的溫州僑民后代聯絡上，通過通婚的方式拿到長期居住權。此外，也有小部分溫州人通過與外資合作項目的方式遷居他國。粗略來講，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溫州新移民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至八十年代中期。在該階段，能夠出國的溫州人數量非常有限，除極少數人通過持對公護照非法延期的方式“黑”在國外，絕大部門人被尚未放開的處境政策和繁雜的手續擋在了出國的門外。在當時，普通國民申請護照必須有來自國外的邀請信及正當理由，此外，取得他國的簽證也絕非易事。在這一階段，溫州人對海外的向往和對財富的憧憬被日益增多的交流喚醒。而在上文中所提到的以通婚方式合法留在移民目的地國家的溫州人，也成為了溫州后續“出國熱”的“締造者”。宗族觀念帶來的責任感，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參與到了“出國熱”中，為后來移民國外的老鄉提供著申請邀請信、傳遞移民資訊、落地接送安置、工作介紹等協助。

　　第二階段，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90至1998年之間，“出國熱”正式在溫州“蔓延”，溫州籍的出國人數呈“井噴”狀。在這一階段，浙江省內護照申請的手續簡化，并開放給有出境旅游需求的公民。在蘇聯解體之后，部分東歐國家為了促進本地經濟發展，對我國公民給予了簽證優惠政策，試圖吸引國人前往旅游及經商。此外，偽造護照、簽證，協助偷渡的“一條龍”服務隨著出國需求“應運而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懸殊的薪資待遇與匯率差異，使得許多溫州人將出國務工視作“淘金”的絕佳機會，不惜通過民間借貸方式舉債外遷。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有移民學學者前往溫州調研，并在街頭進行隨機抽樣提問。“請問您身邊出國的人多嗎？”“多！”“那么如果條件允許，您想出國務工嗎？”“當然想了！”“為什么？”“為了發財！”這樣的對話持續在街頭訪問中出現，也揭開了溫州移民的本質——經濟移民。盡管有許多溫州移民通過持旅游簽證、商務簽證合法入境諸如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他們很快便會選擇隱藏甚至銷毀自己所持有的護照，轉而向這些國家的移民部門申請難民庇護。難民庇護的理由不外乎被計劃生育政策侵害人權、被本地政府人員侵害經濟利益等，但絕大多數的庇護理由都是為了留下來而捏造的。難民身份的外表下，是“發財”的經濟動機。此外，當時的西班牙、意大利正處于從非移民國家向移民國家轉型時期。為了安置國內數量龐大的非法移民，這兩個國家曾多次實施“大赦”政策，即給境內的非法移民合法居留身份，以緩解非法移民帶來的治安管理壓力。因此，許多溫州籍“難民”在庇護申請懸而未決或被拒絕的情況下，轉而通過“大赦”獲得合法身份。而這一政策也刺激了更多潛在的移民前往歐洲。得益于浙江加工制造業的發展，以及九十年代溫州港在浙江對外貿易中的龍頭地位。許多溫州移民利用老家的社會資源“近水樓臺先得月”地從事起了門檻較低的輕工業產品批發與零售。

　　第三階段則為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在該階段，原本作為移民熱門目的地的歐洲國家，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中國則在加入WTO之后，迎來了國民經濟的騰飛。相應地，溫州籍投資移民接過了勞務經商移民的棒子，成為了奔赴國外的“生力軍”。此時，他們的目的地已從西班牙、意大利、法國，換成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成熟的移民國家。他們移民的目的不再是經濟，而是從生活環境、子女教育、養老置業等角度進行考慮。

　　第四階段始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且仍在持續。在這一階段，溫州移民的數量大幅度萎縮，移民回流問題初現端倪。

　　和葉先敏一樣，許許多多的溫州人，以宗族親緣為紐帶，踏上夢寐以求的“淘金之旅”。那么這首千里之外的山海之歌千里，究竟訴說的是財富的喜悅，還是離鄉的憂愁呢？對于葉先敏來說，財富的喜悅，也許遠遠抵不上異國他鄉的孤獨寂寥。

　　“我出國那年，我家囡囡才兩歲。等到我在這邊安頓好，把家里人接過來的時候，她都十二歲了，早就不認得我了，陌生得很。”當年，在謝某的“指點”和安排下，葉先敏在德國用假名和假的戶籍地址進行了難民申請，編造的申請理由也很簡單——在本地做生意被政府官員為難。他的難民申請理由沒有被采信，在經過一年九個月的等待之后，他被通知在限期內離境。“我哪里懂得說謊喲，看著難民官（工作人員）我就直冒汗，德語就在國內學了一個月，能說完一句話就不錯了，配的翻譯是臺灣人，態度又差！”葉先敏補充道，“跟我一起申請的同鄉就聰明多了，跟難民官說自己超生，被計生辦為難得要活不下去，只好出來了。我那個時候家里就一個囡囡，又不好再編個孩子出來咯！”眼見著德國是待不下去了，葉先敏先是跑到了比利時打了幾個月黑工，然后投奔了意大利的遠房親戚。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在意大利，葉先敏碰到了“大赦”，成功申請到了合法的居留身份。之后，他聽老鄉說西班牙的生意比較好做，碼頭有很多溫州人，批發拿貨方便，于是葉先敏又和幾個同鄉一起來到了巴塞羅那。這一次，他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如今的葉先敏，在巴塞羅那擁有三家商鋪和兩套公寓，正計劃在郊區購置一座度假別墅，作為他“正式退休”后的休閑居所。在抵達巴塞羅那之后，葉先敏先是跟著同鄉們一起到碼頭批發服裝、箱包和小飾品，再拿到市區的集市上去販賣。有了些積蓄之后，他借了點錢，盤了一家店面經營雜貨零售批發，從花卉到打火機，凡是能進到貨的，他就賣。和許多溫州人一樣，憑借著自身的勤快和商業嗅覺，葉先敏也如愿“發了財”，將妻子女兒還有弟弟弟妹都接到了巴塞羅那。

　　眾所周知，溫州移民以“溫州精神”聞名中外。溫州精神，實際上指的是敢于冒險、渴望財富的企業家精神。經過數十年的改革開放，浙江省的經濟發展呈現出輕工業產品加工制造比重大、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高、經濟活動以鄉鎮為單位聚集的趨勢。而溫州商人，憑借著自己的吃苦耐勞，乘著出口導向經濟蓬勃發展的東風，經歷萬水千山的跋涉，沖過政治文化的重重關卡，在千里之外的異國闖出了屬于自己的商業神話。

　　但，以中國傳統觀念來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來自溫州的新移民，是否在這與家鄉山水迥異之地，真正地扎下根來呢？

　　在巴塞羅那二十幾年，葉先敏的加泰羅尼亞語和西班牙語均停留在勉強交流的水平，比他晚到西班牙的妻子，倒是西班牙語水平尚可。葉先敏日常主要負責進貨、整理、對賬，進貨從碼頭的華人商戶進，整理和對賬的時候也只需要看得懂商品名稱。至于銷售，他早早雇了幾個語言水平不錯的年輕人代勞。對于葉先敏而言，工作之余，他做的最多的，便是和同鄉會的朋友一起協助接待從國內來的訪問團體，幫助新來的溫州移民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困難。“我們僑胞經常會需要接待一些國內的訪問團，有時候也要出面去協調一些溫州同鄉之間的糾紛。沒辦法，人家覺得你是中國人，中國的事肯定是要幫的。平時打交道的嘛，肯定也都是中國人了，哪有什么機會和本地人交朋友。”

　　如今，葉先敏唯一的掛念是他已年逾七旬的母親。“我媽不愿意坐飛機，覺得不習慣。”為了母親，葉先敏也考慮過在自己“退休”后回國。“但是哪有那么簡單。2004年的時候，我有幾個朋友因為店鋪被燒了，自己又欠錢，就回老家了。但是回去發現做生意已經完全不是以前的樣子，他們讀的那點書現在根本不夠用。有的戶口都被注銷了，醫保也沒著落，政府也沒有好的辦法。你有看過幫助歸僑融入的新聞嗎？電視上都是華僑做事情的報道！”說著，葉先敏打開了手機，展示起了最近他瀏覽過的關于溫州華僑為家鄉做貢獻為中西交流牽線搭橋的新聞。

　　就在葉先敏在西班牙過著和在家鄉溫州幾乎沒有差異的生活的同時，在千里之外的美國洛杉磯，曾有著“加州童裝業領頭人”之稱的林明軍（化名），日常飲食也仍然是溫州口味，海鮮、鴨舌、米粉、糯米飯，每逢節假日，溫州商會組織的聚會上，同鄉們更是會帶著家鄉的特產相聚。“我覺得自己已經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了，但我不知道別的（美國）人是否這么認為。”林明軍操著一口溫州腔調的普通話，熟練地開了一瓶Napa的紅酒，“很多溫州移民，也許也并不這么覺得。”作為在洛杉磯地區有一定影響力的僑領，林明軍十分熱衷于選舉活動，和很多地方議員也有聯系。他希望溫州華人能夠像其他美國人一樣，通過選票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很遺憾的是，林明軍所在的協會，只有在以休閑為主的聚會時，才會有許多華人出席。而以法律、政治為話題的活動，則大多數情況下無人問津。“華人群體對政治冷漠習慣了，而且很多人連英語也講不好，美國的新聞都是從微信公眾號和華人超市發的中文報紙上看來的，就更別提去投票了。”林明軍解釋道。

　　林明軍是在1997年到的洛杉磯，當時的他已經28歲了。在九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一世紀初期陸續抵達美國加州的溫州移民，主要以跨國經理人簽證、學生簽證的方式獲取合法長期居留身份，林明軍亦然。在抵達美國之前，他在溫州的一家電路板廠做經理，廠長是他的老丈人。當時，電路板廠因為產品種類多且質量好、報價低，吸引了一批來自海外的訂單，其中就有來自美國商家的單子。在接觸美國客戶的時候，林明軍萌生了去美國拓展生意的想法。經過多方打聽，很快地，他聯系到了北京的一家簽證代辦中心，辦理了美國的跨國經理人簽證，帶著50萬美金的啟動資金踏上了旅程。然而林明軍在美國的商業之路并不順利——盡管有著和美國商家打交道的經驗，初來乍到的林明軍因為對美國的商業操作不熟悉而遭遇了生意上的滑鐵盧。“一開始嘗試著自己去聯系客戶，和商家推銷電路板，但人家根本不吃這一套，認為你的產品不符合本地需求。”在快要賠光初始資金的時候，在老鄉的指點下，林明軍發現美國加州的童裝批發主要由韓國人經營，批發價格高，款式種類也很有限。于是林明軍和兩位老鄉合伙做起了童裝批發生意，也正式在美國落下了腳，經過十幾年的打拼，成功將自己的客戶從美國本土拓展到了加拿大和南美地區。

　　“但是生意歸生意，生活歸生活。”林明軍發現，無論業務來往多么頻繁，他始終沒有任何美國朋友。“反而靠著同鄉會和商會，我才不至于感到生活只有工作。我入了美國籍，孩子也都是‘美國人’了，只有愛人還是中國籍。但我經常會覺得，好像我一直都是在這邊‘旅游’，別人不把我當本地人看。”但也正因為如此，林明軍逐漸變得關注政治，他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許多像他一樣有著融入本地社會意愿的華人，真正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也想過，賺夠了錢就回去，但是我的孩子在這里讀書，我的家也在這里。再說，回去的話，我真的還能習慣國內的生活嗎？人家都覺得我是‘美國人’，回老家的華僑都是‘混不下去的’。家鄉的路，我隔幾年回去，都已經認不出了。”林明軍搖頭嘆息道。

　　根據筆者長達兩年半的田野調查，定居美國加州的溫州移民所從事的行業，與加州的產業分布有著直接的關聯——IT行業聚集的北加州，也就是享譽全球的“硅谷”所在地，大部分溫州移民直接或間接地從事與IT有關的工作，多數為公司白領，平均年齡較輕且平均學歷高；以洛杉磯為中心的南加州地區，依托洛杉磯港，吞吐著大量從大洋彼岸來的貨物，溫州移民則充分利用浙江至加州的海運，從事與批發零售相關的工作。然而，無論是北加州的溫州IT精英，還是南加州的溫州商人，絕大部分都過著“二元化”的移民生活。所謂“二元化”，指的是在工作上與本土居民無異，充分融入當地社會，參與本土的經濟活動，但在生活上從飲食習慣到擇偶交友則維持著溫州傳統，偏好同鄉，并以結社形式活躍于中美交流活動中。值得注意的是，“二元化”的程度，隨著學歷水平的上升和行業門檻的提高，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該趨勢在溫州移民二代中也有所表現。

　　又如前文提到的移民西班牙的溫州華人，他們主要從事的餐飲業、批發零售業行業門檻低，且西班牙溫州籍華人的第二代，在西班牙高中輟學率高達百分之二十的大環境下，平均學歷仍徘徊在中學水平。在這樣的前提下，“二元化”的移民生活方式，在西班牙溫州華人群體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社交生活上與本地社區的疏離，加上生活習慣上對溫州傳統的保持，使得西班牙的溫州移民，在異國他鄉形成了緊密的同鄉社群。但當危機襲來時，保持著“二元化”生活的移民會有更大的回流傾向。以2004年的火燒商鋪事件為例（注：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爾切市約400名西班牙人聚集燒毀了中國溫州商人的倉庫和集裝箱，直接造成了溫州商戶高達數千萬的經濟損失，并引發了西班牙華人群體性的恐慌情緒。）該事件發生后，受到本地社區排擠打壓的小型沖突在西班牙許多城市持續上演，許多溫州商人血本無歸。在財務危機和本土社區對華不友好的雙重壓力下，部分溫州移民選擇放棄在西班牙的生活，回到故土。同樣地，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加上本土大型連鎖零售商的崛起與大型電商的沖擊，在美國加州從事批發零售業的溫州商人不得不在夾縫中尋求產業上的創新與突破。然而，除了少部分憑借商業嗅覺和原始資本，成功向電商和產品開發轉型，有許多溫州移民退出了行業競爭，選擇回到中國尋找新的機會。

　　傳統觀念上，中國人以“中華”這一概念作為文化載體，將與“中華”有關聯的生活習俗、語言文字、價值觀念等打包濃縮成一張獨特的“身份證”。這張“身份證”跟隨者“中國人”這一主體，走出國門，遠渡重洋。從元代開始便已逐漸發展出規模的中國海外移民，因為這張“證件”，未曾擺脫“異鄉人”的身份。從歷史角度而言，在封建社會時期，中國官方從未正式承認過“移民”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流民”“旅居”“客居”等。這些概念直接或間接地表明，“中國人”的身份從官方角度，是沒有“出”，只有“入”的。當我們把視角轉回今天，盡管有一定比例的華人選擇永久地移居海外，但他們仍然受到“中國人”身份的束縛。國籍的轉變不代表他們可以卸下來自海內外華人同胞的期待——一種“報效祖國”的價值期待。這種期待或促使或迫使海外華人及他們的后代與母國發生各式各樣的聯系，從文化到經濟到政治等各個方面。倘若是在全球化尚未成熟之時，跨國境遷移在當時是少數人的選擇，這種身份期待的問題可以被這少數人消化。但自改革開放之后，大批的國人離開故土，來自同胞們的身份期待便逐漸成為了海外華人繞不過去的疑問。

　　澳大利亞華裔漢學家王庚武認為，現代的“移民”概念適用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建立的國際體系。而中華文化中，封建社會的學術話語通常聚焦于中國本土，符合中國長期以來圍繞農耕社會形成的“安土重遷”的特性，進而導致了“移民”這一概念的缺位。此外，中國本身龐大的人口數量和多元化民族構成也帶來了許多復雜的人口學問題。西方學界對于中國移民的研究，長期停留在中國境內的移民安置、農民工進城務農問題、戶籍制度等等。這些問題被安置于西方主導的“移民”概念下，一旦被置換到中文語境中，便被稀釋為“人口流動”問題。如果我們以西方學術話語進行解讀，則會發現：在中國國內，戶籍制度和城鄉邊界所帶來的政策性差異和所導致的人口流動的難易程度，并不亞于跨國境移民研究中，國與國的差異。

　　當“移民”問題演變為國內的“人口流動”問題，人們很容易忽略實際存在的行政區劃管理所帶來的政策差異和人口構成差異。這種思維上的忽略，在某種程度上，被“投射”到了跨國境移民的議題上。換句話說，中國人眼中的移民問題，仍然居于“中國本位”的傳統語境之下，強調“忠義”和“經世致用”，忠于中華，為中華所用。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海外移民無法從文化語境中解綁，他們身上的任何與“中華”概念有關的連接，都很容易被解讀為他們對中國負有責任和義務。

　　就像葉先敏和林明軍，在享受財富的同時，他們活躍在海外僑界，或被動或自發地背負起“華僑”的身份期待。但是這種身份期待所導致的與中國的社會連結，讓海外華人從“定居者”回到了“羈旅者”的位置。一方面，與中國的密切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他們的在地融入進程，另一方面，對母國的連結投入也會帶來“羈絆”，無論是從時間成本上，還是感情投入上。盡管這在道義上無可厚非，但從法律層面來看，中國法治型社會的建立，需要從法理層面上，幫助中國海外移民進行義務的解綁。不同于西方許多國家，中國現代社會從未經過向內的從國外流向中國的移民潮（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的“洗禮”。在國際形勢變化，西方國家受到包括疫情在內等多方面的社會沖擊，面臨經濟衰退或社會動蕩的情況下，華人移民回流問題逐漸浮出水面。這其實本質上，是中國現代社會，第一次真正地面臨移民問題的考驗。

　　縱觀中國現今的移民政策制定，對比發達國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滯后。這一點，我們最后一次修訂時間為200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實施辦法歸僑及親屬權益保護法》，以及2018年掛牌成立的移民局，便可見端倪。但這并非是政府不愿意在移民問題上有所作為，而是政策制定受困于上述“移民”概念的二元并立現象。即，在總體體制層面上與國際理念接軌，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受傳統認知掣肘。中國移民政策的進步，必須伴隨著對“移民”概念問題的厘清。而華人新移民的在地融入和回流問題，也需要中國移民政策的指引，以及國家在文化層面上，對中國“移民”概念的重塑。

　　因此，面對移民回流問題，中國政府可將回流的海外華人視作“羈旅者”，從文化和政策層面協助他們重新適應和融入中國社會。而對于已經移民海外的華人，我們迫切需要打破原有的文化身份期待，主動地選擇用國籍觀念去理解他們的行為，讓傳統的中國“移民”概念逐漸轉向現代的國家“公民”概念。這樣，終有一天，葉先敏和林明軍們，才能夠真正結束他們漫長而疲倦的旅行，在落腳的地方扎下根來，在新的山海交接處寫出嶄新的安居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