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部以個體戶為主角、帶有強烈生活氣息和濃郁廣州市井風情的電影《雅馬哈魚檔》一上映，就讓全國觀眾眼前一亮。當時，珠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在人們對商品經濟仍有疑惑的年代，《雅馬哈魚檔》破天荒地撕開了計劃經濟的一角，拍出了廣州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繽紛與鮮活。

　　這是編劇章以武最喜歡的鏡頭之一：阿龍的女朋友珠珠來找他，小閣樓里，阿龍翻開涼席，床板上是大把的人民幣。

　　勤勞致富、靠雙手賺錢，這部反映改革開放后廣州幾個待業青年成為“個體戶”故事的影片，在票價2毛錢的1984年，創造了廣州首輪放映票房2275萬元、總票房8000萬元的神話——按如今的票價估算，相當于20多億。

　　“我想攢夠了錢，買輛摩托車，也開個魚檔。人家個體戶能賺錢，我為什么不能賺錢？我已經向街道辦事處遞交了申請……”

　　1979年，全國出現知青返城大潮。為了緩解與日俱增的就業壓力，黨中央、國務院開啟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改革，“個體戶”應運而生。

　　導演張良后來回憶：“最初看到《雅馬哈魚檔》原著的時候，一眼我就愛上了可樂精品童裝批發廠家地址。主人公都是無業、待業在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醒了他們，讓他們走上了自力更生的新路，這樣的題材正合我意。”張良大膽選用了大批非職業群眾演員，珠珠的飾演者楊麗儀是從佛山興華商場找到的售貨員；而飾演海仔的演員黎志強，則是在高第街開皮鞋檔的個體戶。

　　一部反映城市改革的影片，為何會聚焦一爿魚檔？說起來，發軔于魚檔的改革，和當時剛剛主政廣東的習仲勛還有一段直接的關聯。

　　章以武說，別看大家都說“食在廣州”，當年，地處“魚米之鄉”的廣州人，也多年面臨“吃魚難”。根據廣州市國家檔案館的資料，在計劃經濟年代，廣州人買魚需要魚票，每人每月限發兩毛錢。市面上每斤魚的價格在四五毛左右，也就是說，每人每月只有半斤魚的指標。想吃活魚幾乎不可能，主婦們天不亮就去市場排隊，能拎上半條死魚回家已算運氣好；運氣差點的，魚票還花不出去。

　　章以武說：“廣州有個市民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廣東省領導，說買不到魚，魚票無法兌現，在信里還附上了一張魚票。這封信后來被轉到當時的省委書記習仲勛的案頭。習仲勛書記當時來廣東不久，看到這張魚票，心里非常震動，馬上進行調查研究。怎么調查呢？一天早晨，清晨五點多一點兒，他像廣大市民一樣去菜市場的魚檔排隊。當時習仲勛書記也是60多歲的人了，他親自體驗老百姓買魚的困難。”

　　親自調研后，習仲勛在省委會議上說：“廣東四季常春，是魚米之鄉，魚米之鄉沒魚吃，買來的‘剝皮魚’過去都是當肥料撒在地里的，現在都是香餑餑。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會主義不是貧窮，要盡快提高生活水平。”

　　1978年12月25日，廣州以水產品市場為突破口，成立了全國同行中第一間國營河鮮貨棧，實行產銷見面、隨行就市。緊接著又辦了咸魚海味、塘魚、海鮮品的自由市場。1985年4月，廣州取消了最后一張魚票，水產市場全面開放。由此，一條魚引發的城市改革拉開大幕！

　　幾乎是一夜間，章以武發現，他所住的越秀區百靈路，一條小街成了一個農貿市場：蔬菜、水果、雞鴨鵝不再憑票供應，市場議價買賣，一片欣欣向榮。

　　章以武說：“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所以當時的老百姓可以說是歡欣鼓舞、奔走相告。而且這些東西都不需要票——肥皂也不用票了，牙膏、煙也都可以買到了。在廣州，成千上萬個體戶出現了，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在我心目當中這是值得寫的。但是究竟怎么樣寫？我心里還是很忐忑，還是沒有把握。”

　　章以武那時常去百靈路上一家魚檔買魚，正當他有創作沖動卻沒想好從哪里入手時，有一天，魚檔老板指著收錢的小木箱對他說的一番話給了他極大的震撼。

　　章以武說：“魚檔的主人跟我說，‘老師啊，我這個水淋淋的小木箱，誰要搶的話，誰就要蹲班房。’他講得非常自豪也非常自信，‘很了不起！’他當時是用廣州話來講的，得意洋洋的。為什么呢？因為勞動致富是改革開放的政策所允許的，是我們政府保護的。”

　　原廣州市水產集團工會主席關汝偉老人那時在廣州市水產局供銷處工作，他說，水產局在一德路的水產市場率先試點：鮮魚不再是政府指定的牌價，而是允許市場議價出售。

　　關汝偉回憶，“當時有兩三百個品種的活魚上市，其中包括以前比較少見的、只能供應交易會外賓的。我們就做中介，平衡價格。允許外地的商戶來這里申請營業執照，無論是批發、零售，還是批發兼零售，都可以。我認識的好多生產者，都不捕魚了，專門幫漁民集中搞運輸，來廣州搞零售、搞魚檔，直接把魚運到他們檔口賣。”

　　順德、南海……附近魚塘的魚一路“游”向廣州。一時間，熱火朝天的交易、活蹦亂跳的魚生，大街小巷中，是一片人們想都沒想過的街景。

　　章以武據此寫成小說《魚啊魚》，后更名為《雅馬哈魚檔》，發表在《花城》文學雜志上。最終被珠江電影制片廠文學部主任王進發現，改編成劇本，拍成電影，在1984年上映。

　　章以武說：“開魚檔的人都是從珠江邊的魚欄處買魚，然后運到城里，他們運輸的工具不是扁擔，也不是公車，而是摩托車后面的水箱。當時他們用的是重慶嘉陵牌摩托車，但是我覺得這個名字不夠新鮮，加上廣州改革開放時是引進外資的城市，洋貨也很多，所以題目干脆改成《雅馬哈魚檔》，很新鮮，很時尚！”

　　廣州個體勞動者協會第一屆會長容志仁、勝記飯店創始人梁錦華等一批個體戶，都是從開魚檔干起的。每天清晨，越秀區芳村的白鵝潭江面，上百條漁船滿載活魚，魚檔經營者們帶著一沓沓人民幣前來采購，再用摩托車運回市場銷售。

　　導演張良拍攝電影《雅馬哈魚檔》時，大量運用了跟拍和實景拍攝的手法。影片中，阿龍、珠珠和搭檔海仔進貨的場景，是就地取材的真實場景。演員們在交易現場多次演練后，混入漁船，通過攝影機隱蔽跟蹤拍攝，這些珍貴的鏡頭，讓今天的觀眾得以穿越到40多年前的廣州，體會到改革春風下羊城的活力和溫度。

　　從魚價改革而來的浪潮，蔓延至各個行業。到電影《雅馬哈魚檔》拍攝的1984年，在廣州從事各類小吃店、修理店、服裝店的個體戶有14萬戶60多萬人。

　　章以武在路上碰到過一個學生，先后經營魚檔、五金、餐飲生意，這個曾經的“街邊仔”，如今要請自己的中學老師到當時最時髦、最高級的東方賓館喝早茶。

　　章以武說：“我問他現在干什么？在什么地方發了大財？他回答說，‘我做過很多工作，做過五金生意，賣過早餐，這一年來主要是賣魚，這個很穩定。’我又問他，開魚檔一個月能賺多少錢，他說300多塊錢。我這個大學里的講師，每個月也只掙68塊半。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跟我說：‘現在我活出一個人樣了，我很喜歡做這個魚檔的生意。我可以進歌廳唱歌，可以跳舞，我也可以去找女朋友拍拖，我有人的尊嚴了。’想不到這么一個被人瞧不起的孩子，用廣州話來講‘爛仔’，他有工作做，能夠賺到錢，能夠快快樂樂地過日子。”

　　章以武也借電影中角色葵妹之口，將這一故事呈現在了電影《雅馬哈魚檔》中——“過去有人叫我們‘待業青年’，是街邊仔、街邊女，可是現在，我們也有了理想和追求，我們自謀職業，在不同崗位上也有了自己的價值和貢獻……”

　　勇闖時代的個體戶們當時還突破了另一條鐵律：“七上八下”。八十年代初，個體戶雇工如果超過8個人，就被認為從“小業主”變為“資本家”。1984年10月，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又明確了雇工問題。至此，民營經濟轟轟烈烈，一路向前。

　　廣州越秀區北京路上的昌興童裝，是廣州第一家領到正式工商營業執照的商戶。昌興童裝現任總經理、陳興昌的孫子陳識多說，到1986年，昌興服裝店的衣服，當天生產、當天就銷售一空，“四元多一件的印花喬其紗連衣裙和一元多一件的毛巾衫，一直供不應求”。

　　陳識多說：“允許請人了，就請了10個人，每天生產量從以前的五六十件，到后來大概兩百多件。每天從五點多開始排隊售賣，到早上七八點，就銷售一空了。很多人拿回到各省各地銷售。1986年，廣東省委派廣州市工商局組織了美國內華達州的參議員到中山五路，他們就問是不是真的做生意？不相信中國有個體經濟了。然后外賓就上樓，慢慢看我們的員工，看我們的布匹，一匹一匹的……他們回去后，我記得美國那篇文章里沒有怎么提到昌興這兩個字，只是提到了‘中國確實有個體經濟’。”

　　一條魚、一部電影，道盡中國城市改革的生機與活力。章以武說，影片在北京大學放映時，從晚上七點半一直放至深夜，在場的學生振臂高呼：“廣州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章以武說：“評論家們說電影‘撕開了計劃經濟的一角，呼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到來’。他們說，章以武你怎么老寫魚檔，不寫豬肉檔，不寫雞肉檔，不寫牛肉檔？我說魚是活蹦亂跳的，本身就表達了一種市民的草根精神，代表改革開放帶來的新氣象。有了魚，就象征著好日子來了。”

　　廣州環市路1988年街景，這條主干道沿線有廣州火車站、花園酒店、廣州友誼商店等著名地標（攝影記者葉健強）

　　年年有魚。1990年到1999年十年間，我國個體戶年均新增超20萬家；1993年中國第一部《公司法》誕生，個體戶“升級換代”，規模化公司成立了；2020年，我國個體工商戶的注冊量已占到全部市場主體的66%，這一年，國家印發《關于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明確提出要“鼓勵發展新個體經濟，開辟消費和就業新空間”。

　　今年6月1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熊茂平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伴隨著改革開放不斷發展，截至今年4月底，全國登記在冊的個體工商戶達9586.4萬戶，占各類市場主體總量的三分之二，在繁榮經濟、穩定就業、促進創新、方便群眾生活等方面發揮著獨特的重要作用；下一步，將持續落實好已經出臺的政策措施，為個體工商戶提供政策、信息、咨詢、用工、融資等方面的專門服務。

　　1984年，一部以個體戶為主角、帶有強烈生活氣息和濃郁廣州市井風情的電影《雅馬哈魚檔》一上映，就讓全國觀眾眼前一亮。當時，珠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在人們對商品經濟仍有疑惑的年代，《雅馬哈魚檔》破天荒地撕開了計劃經濟的一角，拍出了廣州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繽紛與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