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歲的王建國，每天往返家和贛州市人民醫院回春樓之間，為照顧104歲的父親王承登而樂此不疲。他熟悉父親的口味，不時會做點紅燒肉，這是王承登的最愛。父親耳朵受過重傷，如果有客到訪，王建國還會給父親充當“傳聲筒”。

　　向北190余公里。贛州市干休所吉安服務站，104歲的曾廣昌很享受的一件事，便是兒子曾鐵牛推著輪椅上的他在院中散步。盡管腿腳不便，但曾廣昌精神矍鑠，談鋒甚健。每天傍晚，他都與兒子兒媳一起吃飯，聊聊家常，談談國家大事，其樂融融。

　　吉安再向北，九江市干休所。12月10日，杜江源像往日一樣早起，煮了一小鍋雜糧粥，蒸幾顆小紅薯，再來一兩碟小菜，端到104歲的父親杜宏鑒手中……

　　走近3位百歲老紅軍，我們發現，他們現在雖然不在同一個地方生活，但在他們身上卻有著很多共同之處：健康長壽九江羽絨服兒童女品牌旗艦店，兒孫滿堂，一身紅軍傳統，一門平民家風，“一身布衣見本色，一根手杖伴余生。”

　　新中國成立后，曾廣昌先后任第十一縱一四四師、一六一師的衛生部部長，軍委公安后勤衛生部醫政科科長，1957年任軍委公安121療養院院長，1962年任濟南軍區第六野戰醫院副院長，至1968年退休。

　　盡管是領導干部，但在長子曾鐵軍的記憶中，父親從不搞特權，“在療養院當院長時，部隊給他安排了小灶，都被他拒絕了。”

　　時間的指針回撥至1935年。長征途中，曾廣昌隨紅軍主力到達寧夏固原后，因傷無法繼續行軍，只好在當地一戶老鄉家中養傷。傷愈后，他一路流浪乞討尋找部隊，吃盡了苦頭，最終重回革命隊伍。

　　22年后，已是療養院院長的曾廣昌，收到了下屬送來的一包人參。“快拿回去！”他將送禮者拒之門外，“我是苦日子過慣了的，享受不了這個東西！”

　　正值少年的長子曾鐵軍和弟弟妹妹私下叨咕，“有的干部子女有車接送，我們沒有。部隊給配了小灶，他也不要。不考慮自己也不考慮我們！”

　　時間一長，這些話傳到了曾廣昌的耳里。他將子女們召集到一起，試圖和他們講講紅軍時期的艱苦。“又來上政治課了！”子女們嘟起了嘴。

　　“你們不要覺得自己是個老干部的子女，就可以搞特殊化！”曾廣昌提高音量，“我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我永遠不會對不起那些死去的戰友！”

　　歷經坎坷艱辛，從革命戰火中一路走來的曾廣昌依舊是那個曾廣昌。質樸務實的本色、嚴守軍紀的作風、為民服務的初心，在這位老人身上，歷久彌堅，從未變更。

　　“十多年前曾老身子骨還硬朗的時候，出門都是自己拄著拐杖走路的。所里提出派車接送他，他每次都是拒絕，說不給組織添負擔。前些年，曾老和所里的幾位老人，還會相約出門去買菜。”曾老身邊的軍醫王晟說，曾老身上的那種革命傳統，也讓服務站的工作人員欽佩感動。

　　新中國成立后，杜宏鑒先后任南疆軍區后勤部政委、南疆軍區生產管理處處長兼政委、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建設第一師政委。

　　“爸爸當年在新疆三線廠時，食堂給他開小灶，他卻把飯菜倒回大灶，和同志們一起吃食堂。”杜宏鑒的長子杜江源回憶道。

　　離休后的杜老，始終保持著一名老紅軍的本色，從不沾公家一點便宜。在九江市干休所書記滕榮華的印象中，杜老一般外出不叫公車，除了偶爾去醫院或參加重要活動，老爺子很少麻煩組織用車。杜宏鑒常對子女念叨，不能因為有條件了就隨便浪費。

　　王建國是王承登的小兒子，如今的他常年陪伴父親，照顧父親。年輕時，王建國下放回老家吉安市富田鎮當過農民，1975年接母親的編，到了贛州市百貨公司工作。下崗后，他和同樣遭遇單位改制的二哥一起，合伙開出租車，直到前些年才放下方向盤，一心照顧父親。

　　1969年，曾鐵軍中學畢業后，正好趕上知青上山下鄉，一心想留在城里的他卻在父親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一定要我到農村去，我一賭氣，就回老家興國縣崇賢鄉太平村當知青去了，和農民一起插秧、犁田、挑糞、砍柴，這期間我一直生他的氣，連過年都沒回家。”曾鐵軍回憶道。

　　1973年，贛州市煉鎢廠招工，曾鐵軍不和家里商量，報名當了爐前工。后來，曾廣昌打聽到老大在贛州，特意從吉安跑到贛州看曾鐵軍。上世紀80年代初，曾鐵軍從興國縣調回吉安，進了萬向節廠當工人，干熱處理。曾鐵軍再次向父親提出能否換個單位。“他還是拒絕，說你們好好工作，努力奮斗。”曾鐵軍說。

　　1978年，杜宏鑒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照說是管干部的，但杜宏鑒的子女、親戚，卻未能得到特殊照顧。

　　長子杜江源參加工作時，在新疆天山深處的一個三線工廠當工人，冬天大雪封山，連著幾個月吃不到蔬菜。“我當時就想換個好點的工作，但父親不為所動。”1975年，為了照顧母親，杜江源回到南昌一家印刷廠當工人，1977年調到九江大橋船舶管理處，直到1998年從工作崗位上提前內退，一輩子都是一名普通職工，日子過得簡簡單單。

　　“個人的成長進步要靠自己去爭取，不能給組織提要求、添麻煩。”杜老告訴記者，他5個孩子，工作生活都靠他們自己，自己確實沒有幫他們。杜老的這種廉潔家風，貫以始終。如今，杜家的晚輩，雖然大多在平凡崗位上工作，但都干出了不錯的成績。

　　“有時候心里會怨父親，當官時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給子女謀個好工作。但有時又想，父親是老紅軍，心里裝的全是人民，是為人民謀福利，不是給家人搞特殊化。”杜江源說，想到這里，自己也就釋然了。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艱苦樸素與家國命運間的關系，在老紅軍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證。

　　杜江源多年照料父親的飲食起居，對父親的習慣再熟悉不過。“他生活極其簡單，最怕浪費，一餐吃不完的菜，堅決不讓我倒掉。家里的舊家具舊家電，只要能用的絕不讓換。原來家里有個舊彩電，看了好多年他都不讓換，后來要看大閱兵，他才答應換了個新的。”在杜江源看來，父親的節儉，有時到了苛刻的地步。

　　甘祖昌將軍的二女兒甘仁榮，在九江工作至退休。上世紀90年代，她聽說九江干休所也有一位新疆離休的老紅軍，就第一時間找到了杜宏鑒。如今的她，還經常來看望杜老。

　　“第一次見到杜老時，看到他的裝束，就跟我父親一個樣，就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小老頭，非常簡樸。他們這代人奮斗一輩子，這些是刻在他們骨髓里的，不管現在生活條件怎么好，艱苦樸素的作風他們都不會忘。”甘仁榮告訴記者，杜老如今身上常穿的那件舊軍裝，也是當年在新疆時穿的，到現在有幾十年了。

　　“我們兄弟姐妹5個總是‘紅二代’吧，雖然身處各地，但走出去，人家都說我們比普通老百姓還老百姓。這可能就是我們父親身上遺留給我們的家風，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吧。”杜江源說。

　　前些年，杜宏鑒看到社會上的一些不良現象，心里頗為擔心。為了晚輩能一直正確處世為人，他不顧高齡，利用一切機會給子女開家庭會議，甚至開“電話會議”：“我一輩子為黨工作，從沒占過公家的便宜。你們做人做事，也要一顆公心，光明磊落，人生道路上不能走錯路！”

　　“我沒有什么遺產能給你們兄弟姐妹，但有一句話：雖然現在條件優越了，但工作上不能貪圖安逸，生活上不能奢侈攀比，要努力做精神上的富有者。”杜江源說，這是父親最常跟他們兄弟姐妹們說的一句話。

　　王承登的衣服永遠是舊軍裝。有一次，孫子王侃把從日歷上撕下的紙丟進垃圾桶，王老看到后，嚴厲制止，并說日歷紙也可以再利用。

　　歷經艱苦歲月，王承登不僅自己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而且常常教育子孫不能丟了這份優良傳統。在王家，平常洗臉洗菜水不是立刻倒掉，而是倒進一個專門的桶里儲存起來，用于沖廁所等用途。這個習慣，堅持至今已數十年。

　　“前幾年王老腿腳還好時，只要天一亮，他就會走到護士站，用拐杖敲我們桌子，然后指指燈，意思就是要關走廊的燈了；看見有報紙亂扔，他說要收好，積攢起來可以賣點錢，給護士們買點水果吃……”說起王老儉樸節約的故事，贛州市人民醫院老年病科副護士長劉艷秀印象深刻。

　　在九江市干休所書記滕榮華看來，杜宏鑒身上體現了老紅軍共同的特點：官位高不謀私，功勞大不顯擺；一身布衣見本色，一根手杖伴余生。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大江南北，當工人的曾鐵軍產生了下海經商的想法，沒想到曾廣昌又搖起了頭。“他說工人階級最偉大，還是要好好當工人。”曾鐵軍說，他工作的工廠1999年倒閉，弟弟曾鐵牛上世紀90年代退伍回家后進了當地物資局工作，沒幾年也下了崗。好在兩個妹妹當了兵，依靠自己的奮斗留在了北京和福建。

　　“他一直用他年輕時當紅軍、要飯的經歷給我們上課，要我們不忘本，老實干事業，當農民就老實當農民，做工人就好好做工人。”曾鐵軍直言，那時候，子女私底下對父親的做法都感到有點過分。

　　半個多世紀倏忽而過。“現在回頭想一想，我才體會到，父親教我們做人要老老實實，做事要勤勤懇懇，一生受用。在工廠里上班的時候，我也年年是先進分子。”曾鐵軍告訴記者，到如今，也理解了父親。

　　王承登的長孫王磊，如今是贛州市廣播電視大學教務處的一名工作人員。因為一次選擇，18年前，他與全日制本科教育擦肩而過。

　　2001年夏天，王磊幾乎同時收到了兩份通知書，一份是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現北京信息科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一份是入伍通知書。“我當時比較猶豫，一方面想讀大學，另一方面受爺爺影響，參軍也是我從小的夢想。爸媽更希望我去讀大學，但最后還是聽了爺爺的話，成了一名軍人。”——在王家，王承登一言九鼎，是名副其實的家長。

　　“說實話，參加了工作，還是有一點遺憾，因為我在高校工作，發現第一學歷還是很重要，盡管我后來通過繼續教育也得到了本科文憑，但畢竟不是第一學歷，多少會有影響。”王磊同時坦言，參軍的經歷讓他受益匪淺，也一直以此為傲，“我感謝爺爺。”

　　自1972年從貴州省商業廳離休后回到贛州，王承登的足跡遍布了贛南的18個縣（市、區）。他下部隊、入企業、進院校，以自己為教材，不顧辛勞作報告。他希望通過講述自己革命的親身歷程，激勵更多年輕人，傳承弘揚長征精神。

　　王承登將自己的報告之旅比作人生路上的“新長征”。“講到激動時，他會揮舞拳頭。說到動情處，他會眼中帶淚。”王建國說。

　　同樣是1972年，當時的贛州地委統一給贛州市的離休干部蓋了42棟帶院的一層住房，王承登家住第五棟。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每日清晨五點半，王承登就會準時起床，拎著一把掃帚出門掃地，掃完了屋前院后，就往遠處幫鄰居掃。

　　“刷，刷，每天清早，我們都是在屋外的掃地聲中醒來的。只要不打雷下雨，不論春夏秋冬、寒來暑往，他堅持每天掃，掃了十多年，直到后來掃不動了。”在王建國看來，父親對自己革命軍人般的嚴苛要求，也自然而然感染了子孫后代。

　　有一回，王磊上班遲到，被王承登知道了。王老單獨找到王磊所在的學校，請校領導對孫子進行批評處分。這種要求盡管近乎“苛刻”，卻使得王家的后代一直保持了軍人的傳統和作風。

　　今年4月，杜宏鑒的老家——吉水縣水南鎮雙坑村鎮村干部和杜老的一些親友，來到九江市干休所看望杜老。見到老家來人，杜老顯得很興奮，用家鄉話與大家交談。親友們告訴他，這幾年老家通了水泥路，搞了新農村建設，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門口，杜老聽后十分高興。

　　“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取得的勝利來之不易，要緊跟黨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要發展經濟，黨中央把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戰略，農村發展大有希望、大有潛力，家鄉的干部群眾要抓住大好機遇，把家鄉建設得更好。”離別時，杜宏鑒不忘一遍遍地叮囑。

　　如今，盡管行動不便，但每逢親友來，杜老都會不厭其煩地向晚輩講述革命故事，告訴后人懂感恩、多干事、干實事，堅定理想信念，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2014年3月，在吉安軍分區為曾廣昌組織的百歲生日座談會上，曾老顫顫巍巍地站起身，對到場的賓朋說：“今天大家來給我過生日，我實在感覺到很慚愧。我對國家、對人民沒有什么貢獻，如果說有貢獻，也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接著，曾廣昌把目光轉向在場的年輕人：“現在我們國家還不富裕，大家更應該發揚紅軍時期的優良傳統，把國家和軍隊建設得更強大。未來，靠你們了！”